li 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经济部门的威廉·怀特是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国际清算银行的研究方法主要依据奥地利学派的理论。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和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就是在资本金约束规则的基础上，逐步推动形成银行业和保险业今天的监管规则体系。加强股东资质穿透审核和股东行为监管，严格关联交易管理。
坚持金融业务持牌经营规则，既要纠正有照违章，也要打击无证驾驶。遵循宪法宗旨和立法精神，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作用。世界银行推出39条良好实践标准，部分国家对金融监管框架进行重大调整。（六）切实维护好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有效的信息共享、充分的政策协调至关重要，但是决策层对重大风险保持高度警惕、执行层能够迅速反应更为重要。
我们经受住一系列严重风险冲击，成功避免若干全面性危机，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持续推进。必须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推进金融安全网建设，持续强化金融风险防控能力。个别国家已经采取多种手段对中概股进行限制，如果此类问题不能通过谈判协商妥善解决，我国企业的境外融资渠道将受到较大限制，我国境外资产价格也会受到抑制，并对有意于中国市场的境外投资者形成寒蝉效应。
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全球多国推出大规模的货币财政救助计划，通过量化宽松等工具向市场注入了大量流动性，叠加经济下滑带来的财政收入下降，进一步推高了主权国家债务水平和资产价格，导致金融风险迅速累积，金融安全问题不容忽视。截至2022年一季度末，中国的宏观杠杆率是277.1%，比上年末高4.6个百分点。此外，目前我国有不少企业在境外特别是境外证券市场上市融资。（三）跨境支付仍严重受制于人 人民币在国际支付体系中的地位仍有待提升。
（三）高通胀压力下经济衰退迹象明显 全球经济很可能面临滞胀的卷土重来，即供给冲击引发的总供给收缩、产出下降、失业增加和通胀升高。特别是部分大中型高杠杆房地产企业的债务风险迅速暴露并逐步扩大。
我国金融风险总体可控，但各类风险不断累积，灰犀牛和黑天鹅交织，并将长期持续，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仍然任重道远，中国金融体系结构性风险及传染性威胁值得警惕，国内外金融风险应对与金融高质量发展统筹仍然需要强化。此次乌克兰危机当中，美欧等西方国家就采取了包括中止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ociety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s,简称SWIFT)报文服务在内的多种手段，对相关国家进行金融制裁。二是金融部门风险脆弱性有所加大。充分利用中国在数字技术领域已经取得的一些先发优势，在不断优化迭代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同时，积极参与多国央行数字货币互通计划(Multi-CBDC Bridge)，综合运用包括现金、数字货币、第三方支付系统在内的多种支付结算手段，保障跨境支付的顺利进行，为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提供更加牢固的基础支撑。
在国际支付体系中，大部分支付活动仍需要通过美元等国际主导货币进行。从国家总体安全观的视角，我们必须坚持底线思维，未雨绸缪，对于我国金融安全的薄弱环节进行检视，并及时做出政策预案。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以来，全球通胀率与GDP增速的缺口陡然缩小，已呈现倒挂态势。金融体系，包括一直被看作国际公共产品的全球金融基础设施，也有成为国际政治博弈工具的倾向。
特别是美国的资产负债表正面临衰退风险，截至2022年6月22日，美联储总资产规模为8.93万亿美元，总负债规模为8.89万亿美元，净资产仅为417亿美元，其总资产规模相比疫情发生前增长了近一倍，目前虽进行缓慢缩表，但效果并不显著。SWIFT数据统计显示，2022年6月，在基于金额统计的全球支付货币排名中，人民币保持全球第五大最活跃货币的位置，占比2.17%。
我国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下，继续积极倡导全球的经济与金融合作，更为牢固地打造各个国家(地区)之间的友好关系和利益纽带，共同维护全球金融体系的安全、开放与稳定。此外，为了完善国内金融市场功能，应进一步强化针对高科技企业的多层次金融市场建设，便利境外上市企业回归。
2022年6月，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指数为29631(以1982年至1984年为基期)，同比增长9.1%，处于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滞胀结束以来的最高水平，核心CPI指数为294.68，同比增长5.9%。要克服各国当前所共同面对的金融风险乃至国际政治问题，最终的途径仍然是开放、交流与合作。信用风险已在债券市场持续暴露，违约债券数量进一步上升，违约债券余额再创新高，同时，因为种种历史原因，中小银行积累了一些风险。而美元支付清算系统的直接与间接客户包括全世界几乎所有重要金融机构，如果美国对我国金融机构关闭纽约清算所同业支付清算系统(Clearing House Interbank Pavment System，简称CHIPS)或者美联邦电子资金转账系统(Fedwire)等美元结算通道并实施长臂管辖，基于人民币的跨境支付系统(Cross-border Interbank Payment System，简称CIPS)要支撑我国国际贸易结算的任务仍然任重而道远。一、当前中国金融安全面临的形势 当前我国金融安全面对的严峻挑战，既与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和地缘政治冲突引发的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相关，也与国内宏观经济面临的三重压力相关，更是金融体系长期以来积累的内、外部结构性矛盾在外部压力作用下的集中显现。这些对外投资头一的相当大部分以美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金融资产或实体企业的形式持有，在极端情况下如果被冻结、征用甚至没收，将会给我国造成重大损失。
强化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金融稳定理事会等的沟通，提升我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倡导国际社会共同行动维护金融秩序，避免个别国家单方面主导国际金融政策和国际标准的制定。另一方面也须警惕潜在的不良率风险和资产负债表式衰退风险。
二、中国金融安全面临的挑战 经过三年金融风险攻坚战，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国内重大风险环节的应对和处置较为得当，没有出现重大的结构性风险。（本文来源于《清华金融评论》2022年第8期） 进入专题： 金融安全 。
（五）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提升国际金融话语权 打好政治牌和外交牌，与各国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加强沟通，塑造我国金融体系开放、透明、法治的国际形象。二是强化金融监管能力，特别是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各类基础设施和金融信息数据、中央和地方风险分担和监管职责等的统筹协调与问责，进一步深化行为监管、自律监管和社会中介组织作用，推进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四）金融体系被用作国际政治博弈的工具 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具有深层政治背景的贸易与金融摩擦不断发生，国际政治博弈的方式也日益更新。新冠肺炎疫情给各国经济和全球供应链带来了强烈冲击，使得世界经济承受了巨大的紧缩压力。这不仅极大影响了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也给全球金融合作与发展的前景蒙上了阴影。这一方面体现了疫情仍然是最大不确定性，国家为了经济稳定采取更为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
中国企业在美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为1450亿美元，在欧盟的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为830亿美元，另外还有不少企业在境外证券市场上市融资。三、政策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对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高度重视，强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坚持底线思维、问题导向，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二）庞大的境外资产是金融安全的潜在隐患 截至2020年底，中国在境外共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4.5万家，分布在全球189个国家(地区)，境外企业资产总额7.9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2.5万亿美元，在3.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不包括中国香港4787亿美元和中国台湾5489亿美元)中，持有约1.1万亿美元美国国债、2170亿美元资产支持证券和2730亿美元股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安全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金融体系自身风险是影响金融安全的基础因素 近期，中国金融风险演进主要呈现以下特征：一是宏观杠杆率有所抬升。由于房地产企业违约爆发，房地产企业融资可得性受到较大约束，房地产市场流动性风险加速暴露。
在当前国际背景下，需要维持必要的资本管制，抑制热钱流入和防止资本外逃，加强国际资产配置的多元化和灵活度。美国、欧元区和中国的非金融部门债务占GDP的比重分别是280.8%、279.4%和286.6%，均超过了全球平均水平，这表明世界主要经济体正面临较大的债务风险。（四）坚定深化金融开放，推进国际金融合作 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过程中，深入的金融合作所带来的共同利益是遏制金融对抗与单边制裁的重要力量。三是以《金融稳定法》统筹金融稳定治理的顶层设计，在完善现有金融法律的同时，加强风险防范、化解和处置制度建设
截至2022年一季度末，中国的宏观杠杆率是277.1%，比上年末高4.6个百分点。三、政策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对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高度重视，强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坚持底线思维、问题导向，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中国企业在美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为1450亿美元，在欧盟的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为830亿美元，另外还有不少企业在境外证券市场上市融资。二是强化金融监管能力，特别是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各类基础设施和金融信息数据、中央和地方风险分担和监管职责等的统筹协调与问责，进一步深化行为监管、自律监管和社会中介组织作用，推进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此外，为了完善国内金融市场功能，应进一步强化针对高科技企业的多层次金融市场建设，便利境外上市企业回归。（四）金融信息系统存在安全隐患 当前，我国金融机构中后台信息系统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服务仍然无法摆脱对国外厂商的依赖，很容易引发卡脖子和信息安全风险。
